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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历史文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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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位于黄淮平原腹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植被丰富,降水适中,十分适于人类生存。早在史前时期,这里就是中华民族先民生息繁衍之地。目前在睢县境内发现的史前古文化遗址以河南龙山文化类型为主,如位于蓼堤镇周龙岗村的周龙岗遗址、位于周堂镇乔寨村的乔寨遗址和位于县城北5公里处的王庄遗址等。河南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古文化,其年代据C-14法测定约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从周龙岗等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可以推断,当时居住在睢县一带的古人类尚处在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生活用具则主要为陶器和骨器。制陶业已相当发达,陶器多为轮制,故较精致,种类也较多。在周龙岗遗址中并发现烧制陶器的陶窑遗迹。学术界一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我国古史中所说的夏代。殷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在睢县发现多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平岗镇岗下坡村和犁岗村之间的犁岗遗址。该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厚,内涵丰富,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也有少量青铜器。两周秦汉时期的墓葬、遗址亦多有发现,出土文物更加丰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睢县境内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大都具有时间跨度长、不同时期和类型的古文化遗址累积叠加的特点。如在周龙岗遗址中发现有年代更早的属于仰韶文化(距今5000~7000年)的彩陶陶片。在乔寨遗址中既有河南龙山文化遗存,又有殷商文化遗存和汉代墓葬。在犁岗遗址,殷商文化遗存和两周文化遗存及汉代墓葬并存。这一特征显示出睢县境内各个时期的古文化有着很强的连续性,也表明睢县一带自远古以来,人类活动从未中断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睢县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西周初年封商族后裔微子启于宋(今商丘市睢阳区南),睢县一带属于宋国。由于这里地处宋国西部边陲,与齐、鲁、郑、卫、曹、许诸国邻近,因而成为春秋时期诸侯间盟会征伐的场所。“春秋五霸”中的首位中原霸主齐桓公先后在首止(在今睢县城东南5公里处)、葵丘(今睢县北部)大会诸侯,主持订立盟约,史称“葵丘之盟”。盟约规定:各国之间不可堵塞水源,不能阻碍粮食流通;各国君主不得更换嫡子,不可随便杀死大夫;各国要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原来相互龃龉的诸侯国自盟约订立后言归于好等。“葵丘之盟”对于促进中原地区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齐桓公死后,宋襄公继起,试图称霸中原。而其时崛起于江汉之间的南方大国楚,亦有北进问鼎的野心,于是形成宋楚争霸的局面。宋国是弱小国,宋襄公虽欲称霸,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便打出“仁义”的旗号,以图笼络中原诸国共同抗楚。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的军队战于泓水(今睢县东南与柘城县交界一带),宋襄公讲究所谓“仁义”,坐失良机,一定要待楚军渡河列阵就绪,才下令进攻,结果被强大的楚军击败,宋襄公本人也身负重伤,翌年不治而死,其霸业随之灰飞烟灭。宋襄公死后,葬于襄陵(一称襄台,在今睢县城湖湖心岛东北隅)。睢县一带遂成为宋国西部的重镇,“襄陵”之名,屡见于先秦古籍中。泓水之战后,宋国日渐衰弱,四周土地为强邻不断蚕食鲸吞,到战国初期,西部襄陵一带被并入魏国,成为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市)东部的重要屏障。《史记•魏世家》: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1年)“诸侯围我襄陵”(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系此事于惠成王十七年)。又,襄王十二年(公元前307年)“楚败我襄陵”,皆指今睢县县城一带。
  从襄邑到睢县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大兴郡县之制,初于承匡置县(承匡一名承筐,即今睢县匡城村),后以承匡“卑湿”,乃东移县治所于襄陵,并改县名为襄邑。故睢县建置历史为2200多年,是河南省最古老的县之一。西汉沿袭秦制,仍称襄邑。西汉末外戚王莽“改制”,改襄邑为“襄平”,东汉初仍称襄邑。自西汉以来,襄邑以其文化发达、丝织业极盛而闻名于天下。两汉襄邑北有睢水,南有涣水(二水宋金以后因黄河南泛湮为平陆)。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引《陈留风俗传》谓:“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供焉。”又旧志引《绘水述异记》云:“睢涣二水波纹皆成五色,其人多文章。”这里“文章”用其本义,即花鸟虫鱼的图形。丝织品上织出花鸟虫鱼五色图案者称为“锦”。东汉著名学者许慎作《说文解字》释“锦”字曰:“锦,襄邑织文也。”清代段玉裁在此条下注引《汉书•地理志》云“(襄邑)县有服官”,又引司马彪《舆服志》云“襄邑岁献织成虎文”,指出许慎是“以汉法释古,谓若今之襄邑织文,即经典之锦文也”。据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要比20世纪温暖湿润,非常有利桑树的成长,使丝织业的繁荣成为可能。据史书记载,两汉时期朝廷在齐郡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陈留郡襄邑县(今睢县)设置名为“服官”的官署,即管理织造宫廷服饰的机构,其主管官员称为“长”和“丞”。临淄的产品为缯帛,襄邑的产品则主要是锦绣,故许慎以“襄邑织文”来解释“锦”字,而扬雄《魏都赋》中有“锦绣襄邑”之句。今睢县城湖西北隅有汉代濯锦池遗迹,旧志谓:“盖(汉)邑之善锦者环池而居,故得名焉。”以上所引可证明汉代襄邑丝织业盛况。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亚洲大陆气候由温暖转为寒冷,黄河流域为战乱所残破,曾经极盛一时的襄邑丝织业也随之凋零。隋统一南北后,开凿大运河通济渠来沟通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流域,此后数百年通济渠(也称汴河)成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襄邑适当通济渠中段,因而再度繁荣起来。北宋以汴京(今开封)为京师,以开国皇帝赵匡胤发迹之地宋州为应天府(称为南京,今商丘市睢阳区),襄邑地处两京之间,引起一些文人墨客的流连。著名诗人陈与义(号简斋)在乘船途径襄邑时写下脍炙人口的《襄邑道中》一诗。苏轼更与襄邑结下不解之缘。他曾把“襄邑抹猪”推崇为天下美食之最,今日传世名菜“东坡肉”即由“襄邑抹猪”演变而来。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打着“新党”招牌的章惇拜相执政,持“旧党”立场的苏轼受到打击,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在当时属偏远荒僻之地)知州,乘船南下赴任途中遇大雨留宿襄邑,住在县城西北隅乾明寺,应当地人士之请,手书《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并作后记述其原委。后襄邑人特将其手迹刻石建亭,名曰“宝墨亭”。两赋书法被后世推崇备至,视作“东坡书法之冠”。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鉴于崛起于北方的女真人政权——金显示出南侵的野心,朝廷感到有必要加强京师周围的防务,于是在汴京四周设置四个“辅郡”:颖昌府(今许昌市)为南辅,郑州(今郑州市)为西辅,澶州(今濮阳市)为北辅,升襄邑县为拱州称东辅。四辅郡各派重兵驻守,以拱卫汴京。拱州下辖考城(今民权县西北一带)、柘城、太康、宁陵、楚丘(今山东省曹县)五县。由县升州,表明北宋时襄邑的经济繁荣和战略地位已非寻常的县可比。汴京为金人攻陷后,宋室南渡江南,金改拱州为睢州,以境内旧有睢水,故名。睢州以襄邑为附廓(州治所在地),下辖考城、柘城。金代名医张子和(名从正),史书称其为“睢州考城人”,或径称其为“睢州人”,即是因金代考城县本为睢州所辖之地。元袭金制,仍设睢州,辖襄邑、考城、柘城三县。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升归德州(今商丘市)为府,睢州及其所辖二县改属归德府。清沿明制,睢州为不辖县的平州,是河南省九州之一。中华民国二年睢州改称睢县。
  红色睢县
  近现代睢县和全中国一样,经历了内忧外患交织、天灾人祸并行、社会动荡不安、民生极度凋敝的艰难岁月,并最终走上复兴之路。在反抗内外敌人侵略压迫的长期斗争中,睢县人民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睢县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睢县既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又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大革命时期,睢县是中国共产党在豫东地区开展活动较早的县份之一。1923年,睢县人姜朗山在上海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数不多的中共早期党员之一。1925年秋,共产党员、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肖人鹄以广州国民政府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尚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睢县开展革命活动,并和睢县的共产党员郭景尧(在杞县读中学时入党)取得联系,很快发展了睢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春,肖、郭在睢杞边界睢县一侧的郭河村建立了睢县第一个中共支部。肖人鹄等人在县西部、南部地区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举办农民夜校、读书会,并进一步组织起农民协会。当年五月,睢县民间结社红枪会会众发起攻打驻睢军阀部队营长牛朋的大暴动,由于缺乏正确领导和精心组织,暴动在军阀部队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这一事件显示了睢县人民不甘受压迫的决心和力量,也引起了中共党组织的重视。一些村的红枪会被改造成农民自卫团,成了农民协会所属的武装组织。到1926年下半年,睢县的农民自卫团总数达3000多人。当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派于秀民来睢工作,此时全县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40多人,共建立起5个党支部和8个党的工作点。1927年3月,中共睢县委员会在李康河村宣告成立,于秀民为书记。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反对军阀统治、废除苛捐杂税的口号。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所向披靡,豫东一带的军阀部队闻风丧胆,革命形势空前高涨。豫东地区的中共领导机关决定在各县发起武装暴动,以策应北伐进军。中共睢县县委按照上级指示,把农民自卫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别动队睢县支队”,于1927年5月26日举行起义。驻守县城的军阀部队闻讯弃城逃走,农民军兵不血刃占领县城,成立“睢县治安委员会”作为临时革命政权,开明绅士杜如珩被推举为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于秀民、苗泽生、马集勋等人作为重要成员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治安委员会”成立后,迅速安定了全县的局势,并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如处决了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临时县知事马振淇和平时欺压人民的劣绅、县衙班役等10余人;查抄了一些劣绅的家产;释放了被无辜拘押的百姓;发布告示取消苛捐杂税,豁免农民积欠的田赋等等,受到全县人民的热烈欢迎。但十余天后,新投降北伐军的原北洋军阀军队某师开进睢县,迫令农民武装退出县城,“睢县治安委员会”宣告解散。不久,河南省当局开始反共,下令取缔工农运动,并通缉马集勋等睢县著名共产党员。党的活动被迫中止。大革命虽然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在睢县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1930年,从上海返回家乡的姜朗山在老家县城西刘庄村办起平民学校,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当年秋,杞县的共产党员吴芝圃来到睢县和姜取得了联系,重建了中共睢县县委,苗泽生为县委书记。县委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地开展活动,到1932年,由于县委负责人苗泽生、姜朗山二人在开封被捕,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睢县中心县委于1938年1月成立,统一领导睢县、宁陵、柘城、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党的工作,书记张辑五。中心县委利用睢县国民党当局“抗敌后援委员会”的合法名义,在县城黉学大成殿开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为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批骨干。5月下旬,睢县沦陷在即,中心县委决定把自己掌握的武装建立为抗日游击队。5月31日,日寇陷睢,县委遂率领这支队伍撤至睢杞(县)太(康)边,和来自杞县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成立了“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后来,“第三支队”编入由彭雪枫将军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成为威震敌胆的新四军第四师的前身。在中共领导下,睢(县)杞(县)太(康)抗日游击区得到巩固和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冲破敌伪顽的封锁围攻,开展得如火如荼。睢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39年夏秋,仅在游击区中心长岗村一带,被日伪屠杀的抗日志士、抗日军人家属就有50余人。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不但没有被吓倒、被消灭,反而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愈战愈勇,不断壮大。到1944年夏,日伪设在睢县境内的大多数据点都被拔除,敌人被迫龟缩在县城周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控制了全县2/3以上的土地。一度被敌伪吹嘘为“强化治安模范县”的睢县,变成了埋葬侵略者的坟墓。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睢县抗日联合政府在县西南部的闫庄村宣告成立,抗日游击区转变为较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原来的敌占区也被开辟为游击区。在根据地和游击区,中共党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仅长岗区就有30个党的支部,党员总数达200多人。
  解放战争时期,睢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1947年2月,县城再度被解放,国民党睢县残余政权逃亡到陇海铁路以北地区,睢县全境基本上为中共领导的民主政府所控制。1948年6、7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在睢县、杞县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起了一场运动歼灭战,史称“睢杞战役”。睢杞战役的主战场在睢县境内的西陵、蓼堤至董店、帝丘店一线。参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有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所属的10个纵队,20万人,国民党军队直接参战的有邱清泉、区寿年、黄伯韬3个兵团12个整编师等计25万余人。战役自6月27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下达进攻区寿年兵团的作战命令起,至7月6日晚解放军主动撤离战场止,历时十昼夜。此役解放军共歼灭区寿年兵团大部、黄伯韬兵团和邱清泉兵团各一部共近5万人,生擒国民党军兵团司令中将区寿年和七十五师师长中将沈澄年于睢县龙王店村(今睢县蓼堤镇罗阳村),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解放军方面伤亡2万余人。睢杞战役的胜利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在中原战场的有生力量,使战场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开展中原、华东战局造成了更加有利的形势。战役期间,中共睢县县委、睢县民主政府发动全县人民大力支援前线。共出动支前民工5760人,大车200多辆,担架1440余副。民工们冒着酷暑和生命危险,从火线向后方转移伤员。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增援,睢县民工还配合部队,掀翻陇海铁路路轨数十华里。全县各区都建立起临时兵站,筹措物资支援解放军,其中仅供给华东野战军各部的粮食就有518500斤。
  在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期间,睢县人民掀起了支援前线的高潮。全县出动的支前太平大车达5410辆,累计运送军用物资达206万公斤,其中包括粮食35万公斤,蔬菜17万公斤,柴草34万公斤,猪肉1.18万公斤,棉布1.87万尺,单、棉军鞋1.33万双等。先后出动的支前民工达98210人次,担架1250副。睢县广大民工不辞劳苦,不避严寒,在通往战场的大路小径上,克服种种困难,把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为淮海大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中,至今仍陈列着一辆来自睢县长岗的“支前英雄大车”。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睢县人民不屈不挠,与内外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他们不但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进人民军队,还在家乡组织起民兵武装,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抗日战争时期,睢县青年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著名的新四军游击队(后为新四军第四师)、睢杞太独立团、水东(新黄河以东)独立团、冀鲁豫军区三十团等抗日武装中,睢县籍战士占有很大比例。解放战争时期,睢县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参加解放军热潮。如1949年3月,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睢县入伍的新兵即达2500人。作为革命老区,睢县为革命队伍输送了大批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睢县籍干部遍布全国各条战线,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有1000多名睢县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
  文化睢县
  睢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英才俊彦,代不乏人,操觚染翰,著为文章,绮丽宏富,蔚然可观。故前人称睢州“士秀而多文”。北宋百余年间,襄邑竟有四人状元及第,最为难得。四人者,前有郭贽、许安世,后有张去华、张师德父子。父子状元,尤属罕见,自有科举制度状元名目以来,为数极少。文学评论家许顗(字彦周)生当两宋之间,所著《彦周诗话》,为后世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议论多有根柢,品题亦具有别裁”,“卓然有识”,为宋代诸家诗话中之“善本”。其故居诗话楼遗迹在今睢县城湖湖心岛,前代题咏甚多。元明清三代睢州文教极盛,科举成绩亦骄人。著名书院锦襄书院、绘川书院、正学书院、道存书院、洛学书院等享誉遐迩,大儒田兰芳、李遥讲学其中,远近负笈者动以百计,造就人材,指不胜屈。清初理学名家、著名清官汤斌以其文章事功,享誉当时及后世,被清朝廷赐谥“文正”,从祀文庙,而清代260余年,获赐“文正”谥号者,数人而已,从祀文庙(即孔子庙)更是封建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殊荣。近代以来,流风余韵,传布不息,文教未衰。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睢县第一中学,曾经是商丘地区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至今仍为中原名校,60年来为革命事业和国家建设输送大批人材。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苏金伞、陈雨门皆为睢县人。苏金伞从事新诗创作达半个多世纪,成就斐然,其作品具有浓厚的豫东乡土气息,清新明快,享誉诗坛,深受读者喜爱,并被翻译成英、日等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
  县城变迁 古城沧桑
  受黄河屡次泛滥泥沙淤积的影响,睢县古今地貌有较大改变。县城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先后迁移三次,均与黄河泛滥有关。
  第一次迁移发生在2200多年前的秦代,由承匡(一名承筐,今睢县匡城村)迁至襄邑古城(约在今城湖西1公里范围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灭魏后所置的承匡县移治襄陵,并改名为襄邑。承匡,本为宋国西部边境重镇。《左传》文公十一年:“夏,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筐。”晋杜预注:“承筐宋地,在陈留襄邑县西。”《水经注》引京相曰:“今陈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战国策》:“犀首以梁与齐战于承筐而不胜。”均指此地。或以“孔子畏于匡”之“匡”即承匡,实误。清代学者顾祖禹在其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中谓:“秦置承匡县。后以承匡之地卑湿,徙县于襄陵。”秦灭魏在秦王赢政二十二年,即魏王假三年(公元前225年),下距秦灭齐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还有四年时间。《史记•魏世家》:“(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关于治所东迁的原因,史籍皆谓由于承匡“卑湿”,即地势低洼积水。考承匡“卑湿”的原因,实由黄河泛滥所致。《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魏都城,即今开封市),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这一记载表明,秦将王贲围攻大梁时,采以水代兵之策,引黄河水淹城,因而灭魏。然而黄河一旦决口,势必殃及大梁东南地区,承匡也难幸免。故秦统一中国后只得废弃积水日久的承匡城,东移至20公里处地势较高的襄陵置县,且改县名为襄邑。秦时“卑湿”的承匡故城一带,今日反比县城周围地势为高,可见古今沧桑之变。秦时所筑襄邑城,旧志称为古城,其修筑之具体年月已不可考。
  第二次迁移时在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由古城迁至襄陵附近即睢州旧城(今县城北城湖)。宋襄公墓襄陵在今湖心岛东北隅,仍可见古时人工夯筑之高阜隆起。宋襄公死于公元前637年,即泓水之战的第二年,他的死显然与在泓水之战中“伤股”有关。宋襄公为何葬于此地,史书无记载。或者与其母桓公夫人的遭遇有关。桓公夫人是卫国(今濮阳一带)人,生下宋襄公后被丈夫宋桓公遗弃,返回故国。宋襄公即位后,限于礼制,母子难以重逢。桓公夫人思念宋国,作《河广》诗二章以抒发情怀。宋襄公以“仁孝”自诩,死后葬在宋国西部距卫国较近之处当在情理之中,故襄陵又被称作“望母台”或襄台。宋襄公既葬于此,宋国必然要在其陵墓附近设置管理机构,襄陵至此成为宋国西部重镇。故今日睢县建城的历史,可上溯至2600年前。秦所筑襄邑城历两汉魏晋隋唐五代至北宋末年,前后1300多年。旧志称:“古城为邑旧治,在今城(指旧城)西一里许,避黄河而迁者也。”可见北宋末年古城屡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已难以为继,被迫向东边襄陵附近地势较高处迁移。城迁后原古城遗址遂为水淹没,成为湖泊。故清初《睢州志》载:“城西曰西湖,一曰万粮陂,今皆湮废。”可见明代睢州旧城西曾有一西湖,清初已淤成平陆。这个西湖,就是由襄邑古城废弃而成的,因在旧城之西,故称西湖。
  第三次迁移历时较长,前后百余年始完成,由睢州旧城(今城湖)南迁至睢州新城(即今日县城)。北宋崇宁年间所筑拱州城(即睢州旧城)规模要比襄邑古城大得多。据旧志记载,城周长共十里零三百步。金元两代,中原战乱频仍,州城失修,城墙大部分圮坏。明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调开封周王府所辖坚城卫屯守睢州,改名睢阳卫。卫指挥使吴仲奉命率部重修州城。后年深日久,城外地势因黄河泛滥后泥沙淤积而逐渐抬高,城内地势则相对日渐低洼,排水不畅,水患日甚。成化十三年(1477年),黄河在杞县决口,狂流过睢,冲破城墙,淹没州城。官衙民舍,学宫庙宇,一时“荡析无余”。水退后官民大力排水整顿,但积水面积仍大,州城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因而大减。城南关外有东西向高阜,名为“凤凰岭”,长达数里。城中居民为避水患,纷纷移居于岭上,几年间聚集上千家,景况日见繁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河南巡抚章焕来睢州巡视,见此情形,遂令在州城南关外居民稠密处再修筑一座新城,以防“盗贼”侵扰。这座新城周长十二里,和原州城不同之处在于新城城墙全部用砖砌成,而旧城则为土墙。新城高二丈五尺,城门七座,其中南门三座:中间的一座叫“鸣凤门”,左侧一座叫“左光门”,右侧一座叫“右光门”;东门名“朝阳门”,东北一小门名“左翼门”,西门为“翽蕤门”,一小北门与旧城西南门相对,名为“右翼门”。自此,睢州有了新旧二城。旧城即原睢州城,始建于北宋末年的那一座。新旧二城相连,旧城呈正方形,新城椭圆,状如“凸”字。民间呼新城为“凤凰城”,有“凤凰三展翅”之说,其说源自凤凰岭,即今县城解放路东西大街,故新城七门命名,皆与凤凰有关。新旧二城周围皆有城河环绕,各门前设浮桥以便往来。官衙、儒学、仓廪、监狱、察院、卫所等官方机构仍驻旧城,新城则多为民居和商肆,二城并存,功能互补,是中原地区的名城重镇。此后由于天下太平日久,到明末崇祯初年,睢州新旧两城皆因疏于修缮而颓败,城墙残缺,城濠淤塞,城门破旧。为防“盗贼”,崇祯四年(1631年)睢州大规模修治新旧两城。旧城原为土城,这次便在土墙外加砌砖石,所以用工最多。新城本为砖城,故仅予以全面修葺。同时对新旧两城城濠进行疏浚,新旧二城于是焕然一新,号称固若金汤。崇祯八年,李自成率农民军转战至睢州,围攻数日,因城坚未克而伤亡颇重,遂解围遁去。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三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再攻睢州,城陷。李自成一怒之下,驱使百姓平毁睢州新旧两城的大部分城墙,填平城濠。当年九月,李部围攻河南省会开封,月余未克。明朝河南巡按高名衡谋以水代兵,遂掘开黄河大堤,时值秋汛,黄河水势浩大,迅即灌入开封,李自成军亦解围而去。黄河水向东南一泻千里,由于睢州新旧二城已无城墙可以防洪,大水先冲入睢州新城,再向北倒灌入旧城。两城官衙民舍,庙宇商肆,大部分为洪水淹没。幸存者新城东西一街数百步,旧城则止余襄陵(今湖心岛)、金锁岭(今北关村)上数家。这一年是旧历壬午年,故旧志及睢州人士的著述中称为“壬午之变”。清初,旧城仍旧一片汪洋,战乱逐渐平息,四方逃亡的睢州人相继返回,定居新城东西大街两侧,睢州知州也在新城东大街路北租赁民宅权作衙署。当时的睢州新城,四面环水,遍地芦苇,城内与东关仅靠一条羊肠小道来往。清初孔尚任在其名作《桃花扇》第二十六出《赚将》中借高杰之口说:“俺看睢州城外,四面皆水,只有单桥小路,也是可守之邦。”大体上反映了清初大水之后睢州新城的情景。旧城由于常年积水,至此废弃成湖,即今日睢县县城北之城湖。城湖四周的一些地名,仍能反映出睢州旧城的大致轮廓,如老东关、老北关、西门口等皆是,而老一代睢县人至今仍称城湖为“老旧城”。旧城城墙残迹在20世纪50年代尚可在城湖四周看到,90年代末开发城湖,环湖修路,遗迹从此消失殆尽。睢州新城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重新修筑,以后又屡加修治,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咸丰年间,目的是防捻军和太平军。民国年间,城墙仍基本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建设需要,城门及城墙被全部拆除,一部分城砖用来建造睢县第一中学教学楼(今睢县高中老校综合楼)。今日睢县县城,即在原睢州新城的基础上扩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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